| 從那裏開始呢？這回從海洋。 從一條船，一條前往中國的船，由基隆要駛往上海，時間是二○年代初期。
在船上，命定的，要認識那男人。
林木順。
張樹敏與謝雪紅之所以前往中國，有不同的說法，一是張樹敏再度經商失敗，只有『輟業赴港』，而謝雪紅在她的口述傳記裏則指出：
『他（指張）先打聽到我無法解決「嫩葉屋」經營上的困難，幾次來告訴我他現在有錢了，可以供應我到上海或其他地方念書。他說只要他一年去一兩趟上海作走私生意就可以供給我一千、八百，讓我儘管去學習。他抓住我當時讀書心切的心理弱點。』
一九二三年四、五月間，兩人從基隆搭輪船先赴日本門司，乘火車到長崎，再換『長崎丸』、『上海丸』赴上海。
我們被困在僅有的空間裏，甚且空氣也是濕的，風鹹鹹的有著水味，外面則是一場遍佈天下的洪水。那海洋事實上是最大的水域氾濫，潮起潮落，沒有盈虧與退卻，也永無止息。
只是雨已止息。
在這洪水未退、圍困著我們的空間裏，只有我們，男人與女人。
（我何以總是回來屈從在這男人的身體下？）
我們出發的方式何其奇特，走過一趟後我方瞭解，由於台灣是日屬殖民地，從台灣直接要到大陸各地，均需申請『渡支旅行券』，我們通稱為『路照』，領了這種路照後，到大陸還得受到日本領事館的種種約束。
我們回歸中國事實上變成領取『路照』（護照）到異國。
一開始他即有很好的興致，甚且迴身鎖上艙門。
空間立刻變狹小了，他只消伸出手，便可搆到我，不論我往那個方向退縮。
他很快除盡我的衣物，在那窄隘的船艙裏，在被褪除衣物得伸出手腳的配合中，我不僅不曾感到被周圍起來的安全，反倒因小空間滿滿填塞著人體有著被窒迫的侷促。
我竟似無處容身。
全裸後並非拒絕也知曉抗拒無效，那無處容身的窒礙感使我本能要後退，好能有點迴動的空間。然上下鋪的床沿和欄柵阻住我，我的雙腿無處可退，能後傾的只有上半身。
我跌坐入下鋪。
跌落的瞬間為了平衡，我的雙腿大張臀部翹前（我的陰戶便也朝前迎承而洞開）。他只稍移步，著西裝褲的雙腳塞進我大張的雙腿間。
再無從併攏。
我以為他會立即有動作，然他停住不動，靜止中瞬間後，我方意識到一種動搖，行進中的船隨著水潮顛覆，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搖晃。
那船身該是與迎著來的水體遭遇，劃破一個浪頭、切入一波水潮中，被入侵的水體又包容托起船身，便給予行進中的船身再去進入另一波浪頭水潮。如是，在一切一托再切再托中，尺尺寸寸的穿越前行，推推晃晃的挺進。
然後我明確感到充塞我洞開雙腿間的西裝褲料，春裝粗質的布料衣面（或還是斜紋架積ジヤ─ジ料），廝磨著我朝上迎承的陰戶，仔仔細細隨著起起伏伏的船體律動，無處不在的進出推襲我最敏細的所在。
那是為春裝的西裝褲粗扎澀搔的磨觸、一撞一避，一閃一擊的──
全是重點。
他只消站在那裏，甚且不動，我則無從逃避。
（我何以總是回來屈從在這男人的身體下？）
我們最好的方式便是從台灣經日本前往大陸，如此不需申請路照──渡支旅行券，到了大陸後還可以自由行動。
我們乘輪船由基隆出發，當時每隔兩、三天有開往日本的定期客輪（六、七千噸的船走這條航線），四天三夜可到神戶，途中只在門司（或下關）停一次。
時間驟止，恍若百世百劫裏，我一逕張大我的雙腿，陰戶朝前迎承那隨著水潮起伏顛搖來廝磨我的粗質褲料，誘引出我體內最極致的騷麻渴慾。我的需要。
而由於上下鋪的床位，我躺在下鋪的視線為上鋪床板遮擋，我看不到他的人，眼見只有那粗質挺扎的西裝褲。
他終有了動作，渴慾中我希求著被進入，可是噢，並不，他從仍穿戴整齊的膝蓋挺向我大腿內側最深處，搓開我最外圍的瓣落，廝磨我的除了仍是那質粗（該還有斜紋）的西裝褲料外，這回還加上膝蓋的重力，更甚的酥麻。
我閉上眼睛，在船身搖晃中有若酩酊。
以至當他雙手攬腰抱起我的下半身就向他，真有東西進入，我怎仍會有這樣的感覺，滿塞我最細嫩紅粉內裏的，除了陽物外還有那粗面毛扎的布料，得越過他這一身昂貴的西裝，這進口的麻毛混紡布料，我才能讓那陽物全根盡沒的插入、抵觸到我最內在的花心。
然我仍看不到他的人，上鋪床沿擋住了我的視線，我看到的是他半身，衣裝完好，西裝褲吊帶支撐著解開鈕釦的褲襠，不至掉落，而前面洞開。
我同著歡愛的，果真還有這一身進口的昂貴西裝衣料。
（我何以總是回來屈從在這男人的身體下？）
我們搭乘的船會在下關和門司間的海域中停一次，在此，換小汽艇在門司登陸，再由門司搭火車到長崎。
由日本到上海的人，大都到長崎搭船，有『長崎丸』、『上海丸』兩條輪船走這條航線，由長崎到上海只要十幾個鐘頭。
他顯然在靜待著水潮起落，從中嬉玩，他若暫停，只要在那洪流中藉著水位高低起伏，擇時衝刺。
是的，那水流翻騰中偶爾的位移，而且是不經意中經由一陣突來的上下起伏，猛地高高的被浪抬起，又倏然放下，正抽出再要插入的瞬間，便加速狠命前衝，深而狠的穿刺，有了倍乘的效果。
他享受著這新的樂趣，如一貫所為並非為滿足我。
我則在水潮顛伏中，掌握了能排擠西裝褲質扎布料，雖被覆蓋在下仍能求取更深的操插。我在那船因水勢下落往下移沉，他整個人也重壓向我時，抬起我洞張的陰戶向上迎承。我以腰腿使力抬舉臀部，在不高的上、下鋪空間裏，我的上半身則順勢往後仰，如此也有助於我迎承的陰戶托高承接。
然後我發現，我腳上仍穿著的二吋粗跟高跟鞋，十分有助於我墊高我的體位，不需墊起腳尖即能搆著那陽具，高跟鞋的粗跟還能使我穩穩的站於地面上、使力。
我全身赤裸只著一雙二吋帶絆釦粗跟高跟鞋，身上覆蓋著一身西裝俱全的男子，我上半身向後仰臥，藉著腰腿力道推高下體迎承的陰戶。如是，突來的一陣水流顛伏，男人觸及我過去未曾被探發的某處。
我在低喟聲中緩緩睜開眼睛。
她看到他站在船舷，背後襯著黑暗的天，不見星月，那水流則是墨色，顯濃稠，是一種安靜中飄流的深淵。
那飄流的深淵傳動著前世今生的輪迴。
我剛被充滿，那下肢體滿塞的感覺仍在體內，我遠遠望著他，知覺有漸落的小雨，小雨中他迴過身來。
他的眼中有著不安的──慾望。
（這回從那裏開始？從海洋。
從一條開往中國的船。
在船上，命定的，要認識那男人。
林木順。）
在傳說中、在故事裏，我們一直懷疑，那私奔的小姐只緣見到落拓公子一面，由著侍女的牽線，便於夜黑風高的晚上急趕著到後花園私會。
一待見面，他們不會有太多的言語，敘述懷想與私情並非他們相見的目的，重要的是得趕快讓『生米煮成熟飯』，千金小姐的玉體必得讓落拓公子佔有，從此之後她不再『冰清玉潔』，他們方有將來與可能。
為什麼要如此急迫呢？
如果私會的後花園是夏日夜晚，那園裏該有盛開的晚香玉（或者茉莉），幽微的白花吐著迷醉的濃香，那公子可以將小姐推倒在香花叢裏。
（不是說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然而他們當然不會脫下衣物，甚且小姐的束胸，都不曾解開。倒是如果是纏腳的時代，為了便於進入，那三寸金蓮會被高高的抬起。但當然不曾脫下紅鞋，捏住裹腳。
（雖有丫鬟相守，畢竟是私會的後花園，他們必然行事匆忙。）
可是如果在冬夜裏，就算不曾下雪，那公子又如何能合衣入侵那小姐在寒氣中退縮的私秘之處？
而一個閨閣小姐，只緣一見那落拓的公子，為著嫌貧愛富的父母要毀棄當年『指腹為婚』的約定，閨閣小姐心存『烈女不嫁二夫』，由丫鬟代為傳情，便於第二次見面，由公子跳牆而入，在後花園『私訂終身』。
那後花園裏野地的雲雨之情，何需如此急迫？
由基隆往日本的門司，只需四天就能到抵。
我們則被限止，固定在船上的空間裏，彼此守候。
我的下體剛被一個男人佔有，那滿塞的感覺仍持留在我的體內。而隔著談論的人們、吃飯的人們、甲板上散步的人們，我和他，我們相互知覺彼此的存在，甚且無需搜尋與凝望。
是的，從那船舷的迴身，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不安的慾望。而我的臉面因剛臨身的激情泛紅，我的身體散發著另個男人的體味。我是一朵沾露的牡丹，在潮濕溫暖的海面上，兀自圓滿開放、張開。
我渴望等待，至少等那春潮自我身上褪去。
可是我知道我沒有這樣的時間。
他不會單獨走向我，不會單獨同我談話，我也不曾有這樣的機會（所有的人都明白我屬於『那』男人）。然而在人群中，只因有彼此在場，我們感到心安。
我在人群中等待，等待那體味自我身上褪去。
只一切如此迅急，由基隆往上海的輪船，只需四天就能到抵。在這航向祖國大陸的船上，我們必然的會談到台灣人悲慘的、被日本殖民的命運。
我的際遇使我被鼓勵述說台灣女性在殖民統制下悲慘的人生，我用在『文化協會』學習來的一套詞語，我說著『現在的婦女是男子的玩具、男子的附屬品、男子的奴隸』、『我們的社會制度不好、專制家庭、吃人的禮教，男人還有一點自由，女人只有絕對服從』。
而我做為『媳婦仔』、『細姨』，做為舊式婚姻制度下的犧牲者，成為最好的佐證，我早歲悲苦的經歷成了最佳的控訴。我說著說著，一切全成為對他的傾訴。
『他聽了我的身世後，深表同情，跟我談到婦女解放運動、革命的道理，他是我的革命啟蒙者……』
我發現我們所說的一切都為著彼此，透過我的不幸遭遇，透過他的婦女解放、階級革命，我們──
是的，我們成為一對通姦者。
那船即要靠岸，我渴望有更多的時間，好待那男人的體味在我身上消失，可是，從被殖民的島嶼到中國大陸的土地，只消四天。
便恍若那男人的精液仍在我子宮內竄流，我接納了另個男人。而他接納了我，在我做為『媳婦仔』、『細姨』、在我殖民地的女性悲苦運命、在他的婦女解放與階級革命中。
我是一個通姦的女人。
那閨閣小姐於是只緣一見落拓的公子，在丫鬟的牽引下，第二次見面，便在後花園私訂終身。
在前世今生，在兩人尚未出世的『指腹為婚』裏，他們已然在輪迴的深淵裏，注定今生必得經由違抗父母、經由婚前私訂終身的偷情，才能相互廝守。
那小姐因而一生下來，身子隱蔽的私處始終有那男人定情的物件：一把摺扇、一支寶劍、一管簫、笛。及至相見，也不過是那男人真實的取代了那定情的物件。
如果我的身上生來就懷帶那一把摺扇，那一支寶劍、那一管簫、笛，必須等待他的臨身來『變革』我的一生，必須經由私訂終身將我自家庭中『解放』出來。
我又何需在意我身上尚存留的另個男人的體味。
船由基隆駛出、途經日本要前往上海，於船上謝雪紅認識林木順後，理論上說張樹敏即將退出。
這個在謝雪紅不願做洪家媳婦仔圓房，逃婚後為她贖身，帶她離開台灣，私逃至日本神戶、中國青島的男人，先是帶領十七歲的謝雪紅，跨越出殖民地台灣，到抵殖民母國內地、中國青島。
然後，兩人相偕回台，第二次再離開台灣，謝雪紅已然二十二歲，從一個不識字為養母欺凌的『媳婦仔』，到獨當一面開『嫩葉屋』（ワカバヤ洋服店）的『經濟的人員』。因經營壓力太大，轉往中國尋求讀書機會。
這回兩人在中國停留三、四個月，即因軍閥內戰再度回台，張樹敏從此逐漸淡出謝雪紅的生活。對即將淡出的張樹敏，最後一次，我們仍努力要辨識他，然而依舊徒勞無功。
我們僅知道他是台中東勢仔客家人，來自一個頗富資產的家庭（才能贖回謝雪紅、為她造一價值千圓的木床、前往日本經商），我們還知道，他受過中學教育，曾用公學校的課本及『早稻田中學講義錄』教導謝雪紅。
除此之外，我們不知道他的確實年齡，只知道他在一九一八年時『二十幾歲』，但算算究竟大謝雪紅幾歲，並不知曉。
還有，最重要的，我們甚且不知道他的外貌，只據謝雪紅形容『他經常戴著一付金框眼鏡』。
遍尋與謝雪紅相關的資料，我們找不到她與張樹敏的合照（對舊有離棄的情人，是否都是如此？）我們也找不到張樹敏本人的照片（他不曾介入當時的政治、社會運動，也並非知名人士，他被知曉只因著是她早歲的情夫，他不會在××成立大會的公共領域內留下照片。）
當然他會有中學的畢業照，××年××月××日××公學校××屆畢業留念合影，但與他年齡相若的一代，或可能認識他的人，早已過世多年，我們無從找到相關照片，甚且不能問詢有關他的長相，身高胖瘦。
這個教導謝雪紅識字、讀書，給予她早歲生活依賴、帶她兩度離開台灣到殖民母國內地，又到中國唐山的男人，面目不詳。
他還留下的，便只有『張樹敏』三個字名姓，以及，謝雪紅同志所載：
『她（謝雪紅）每談及張樹敏時就流露出愛慕情緒。』
然謝雪紅在自己口述，由情人楊克煌記錄的自傳裏，則有出處有來歷的提及張樹敏搞來的眾多女人，並嫌惡的說：
『張樹敏這個台灣人俗稱為採花蜂的人，一生都是在玩弄、欺侮婦女……不知道和幾個女人搞過關係，經常過著糜爛不堪的生活。因而，在一九三○年左右他把父親留給他的財產，大批土地逐漸賣掉了。到了一九三五年左右他過世之前，已經破產了。』
我們不知他們之間曾存著怎樣的情景，然我們能確知的是，一九二三年在由基隆經日本門司開往上海的船上，在謝雪紅識得林木順後，理論上說張樹敏即將退出。
她生命中另一個重要的男人即將登場（我們不知道這究竟是她的第幾個男人），但這男人將在往後的三、四年伴隨著她。
『他是我的革命啟蒙者……』
是他帶領她進入共產主義的世界。
在她於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年兩次到上海，不管第一次仍同張樹敏生活在一起，她都『由林木順的介紹認識了一些革命青年，又由他們介紹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
在介入種種其時的『愛國』活動前，她先拜謁了杭州的秋瑾陵墓。
『秋瑾是我最崇拜的女性，她是我做人的榜樣。』
我們都景仰過在我們先前的女性。生於一八七五年的秋瑾來自官宦世家，結婚生子，但有機會接觸時勢後，離異赴日。歸國後參與革命，辦『中國女報』喚起婦女覺醒。
我們更聽聞她是個清麗佳人，但好作男裝打扮，還善舞劍。
（有照片為證。）
我們於是看到的男裝是西服男裝（而非長袍馬褂）。只不知除了舞劍外，她可曾學習使用槍械？那清帝國慈禧太后受制於西方的『長槍』、『夷廻』。
當時使用刀、劍的，是『義和團』。
（女子即使如秋瑾，使的也只是『義和團』式的舊式武器？）
我們也讀到當她被嚴刑逼供，要她招出同黨，她寧死不屈，只寫下『秋風秋雨愁煞人』詞句。
（那男性革命黨員，被捕時會留下『慷慨過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樣豪氣干雲的詩句。『秋風秋雨愁煞人』則被評為淒婉動人。）
而要到很多年後，我們才終於瞭解，秋瑾進入我們的小學課本，成為我們效法的女性楷模，並非因為她推動『男女平權』、辦女報、她的女性淒婉特質。而是因著她愛國，作為革命志士，並不惜『壯烈成仁』。
她參與『推翻腐敗的滿清政府』、『建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華民國』。我們於是學習到：愛國家重於推廣男女平權。
她在她身上看到的還有階級。
秋瑾是她所知道第一個真正出身上流權貴階級，來從事革命工作的女人。
在她身處的殖民地台灣，以『文化協會』為主的抗日團體，女性參與極少，更不用說有如同林獻堂這樣地位的世家女子。而於殖民地社會裏，就算像林獻堂來自台灣第一家族，仍有遠高於其上的統治者日本人。權貴在台灣人中已然失去絕對意義。
她一向知道自己出身微寒，然她並不特別在意。同做為日本殖民下的『亡國奴』，台灣人永遠是次等人，次等裏的一等或三等，她以為差別不大。
及至回中國大陸，在高喊『外抗強權、內除軍閥』的各式組織中，她見到或聽聞也有婦女參與，數目自然不多，這些女人雖不乏身家清白，畢竟仍屬中等人家，不見真正權貴上流社會仕女。
︹必得是那來自祖國『中』國的官宦書香世家的女子，在最傳統的禮教下讀『女戒』、講『三從四德』，有的是一雙纏了又放的小腳。但翻過她的清麗女裝少女照片（該是穿旗袍宮裝），嫁得門當戶對也生有子女（一切俱完滿無缺），才能成為俊秀的喬裝男子，加入革命，為女性姊妹辦『女報』，再壯烈成仁。
更必得是在那祖國中國，那做為『中』國『中』心的舊日皇都北京，那來自權貴的統治中心，有了這般女子，拋下家族、教養，拋下百般榮華富貴，拋下丈夫、子女，才成全了我們所有的女人。
並非只有我們出身微寒，來自殖民地的女人，才會如此做，那我們一向難以企及的祖國真正上流權貴的『好女人』，原和我們做同樣的事。︺
她自然不曾同人談及秋瑾的出身種種，她說：
『秋瑾是我最崇拜的女性，她是我做人的榜樣。』
她告訴人們她見到一個參與政治革命、並不惜以身殉死的女性革命者，並以此做為追求的目標。
她是在秋瑾的身分背景上才確定了她自己。
她還會向『他們』請益。
『我把自己沒有文化的事告訴林木順、李朝基等人，他們都很理解我，同情我，並告訴我：「那有什麼關係，像妳會做衣服，我們不會一樣，這是社會分工嘛！」
『他是我的革命啟蒙者……。』
她會聽他談：
『要談論新道德建立，要曉得愛倫凱（ Ellen Key），說到婦女參政權，要知道瑪麗•胡爾思東克萊孚（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性權力的行使，是對於什麼樣的環境來談。致力於女權運動的美人Susan
B. Antony和英人Emmeline Pankhurst是如何主張？社會背景又如何？Russel Sager夫人的女性意識，又是如何主張？』
或者：
『社會主義者對於家庭的話，遠之如恩格爾的「家庭」的起源中所論，近之如伯伯爾的「社會主義下的婦人」所論，我覺得他不論在理想方面、事實方面多是極不錯的。我是主張照社會主義者提出的解決方法去解決我們的家庭問題。』
他也會引導她探討這樣的問題：
『婦女運動會不會形成男一個階級、女一個階級的對立呢？』
『弗彌涅士姆（ Fromm）是否同意婦女解放運動和其他被壓迫的階級一樣，融入全國「內除軍閥專制、外拒列強帝國主義」議題，在社會組織完全改造下，才能達到真正的解放？』
她會於六月十七日，台灣人在商務印書館的『國語講習所』召開的『恥政紀念日』，有機會初試啼聲。
原是為『始政紀念日』，將日軍登陸台灣佔領台北宣佈『台灣總督府』成立之日的『始』政改為『恥』政，台灣人在上海集聚數百人做政治性的反日集會。
『參加者只有我一個女的，那時還沒有台灣女青年到上海念書，也沒有台灣婦女出來參加社會活動。』她被推舉上台講話。
（我捲起舌頭，在口腔裏發出嘶的聲音，以便能用『國語』至少唸出『反對日本在台灣始政紀念日集會』。對『日』與『始政』幾個捲舌音，這國語最道地的地方，我仍感到十分困難，特別是十幾個字裏出現三個捲舌音，剛捲起舌頭唸完『日』，放開舌頭才再唸幾個字，又得捲起來連著唸『始政』，的確十分不容易。
除了國語發音，我也知道自己沒有他們的學識，更缺乏理論基礎，然我確信，有一樣東西，是他們無論如何沒有的。
那便是我做為女人最深切的熱切與渴望：
『我們』的問題。）
被稱為『一點紅』的謝雪紅，生平第一次在眾人的聚會上演說：
『台灣婦女也應該出來做事，參加社會活動，要台灣人得到幸福，台灣婦女也要參加──好比大石需要小石墊靠一般。』
與會台灣文化工作者張深切，對此次集會，在他的『回憶錄』裏留下極其生動的描述：
『那時的集會情況和我自己講的話，現在已經沒有記憶。只有謝阿女主張婦女也得參加革命，支援男人的運動，才容易成功。激起了全場的喝采，這確實使大家留下不淺的印象。因為過去台灣參加政治運動的女性很少，在日本只有蔡氏阿信，在中國只有謝阿女，而兩人算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所以特別博人激賞。』
然對謝雪紅這次『博人激賞』的演說，張深切在回憶錄中仍不忘另補上一段：
『蔡氏阿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醫學士，謝阿女是小學程度出走的姨太太，兩相比較，頗有雲泥之別。』
由於中國內戰，謝雪紅於一九二三年八月中回抵台灣，結束了三個多月的上海之行。
回台後，謝雪紅繼續到『勝家裁縫機商會』工作，努力積錢以期能靠自己的能力再回中國求學。到一九二五年四月間，夥同大姊的兒子姑姪兩人赴上海時，已有三百多元的積蓄。
『當我們決定離開台灣時，曾寫信給林木順。』
其實林木順進『杭州一中』，改名為『林木森』，大家都叫他『木頭』。林木順在杭州不久後認識黃中美並受他領導，黃是中共黨員，但表面上卻是『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負責人。
『林木順向黃中美匯報，於是，他們對我們的事早有佈置了。
『以前，我希望到中國來的目的是為著求學，此時，全國興起蓬勃的愛國運動，使我原先為求學的心思逐漸消失了。
『我們原本來上海為學習的就逐漸轉變，產生為革命而學習的思想了。』
她最先參與的是幾次孫中山先生逝世的追悼大會。公祭壇上每天有人送花環、弔聯、演講。當地的台灣青年也打算獻弔聯，但不敢以『台灣人』名義，而要以『福建人』替代。
『我強調這回一定得以「台灣青年」的名稱出面。於是「台灣青年一團」為名義的弔聯就第一次在公祭場上出頭了。』
我的三伯父，最愛講述他在『唐山』的事跡，特別是他在『滿洲』的經歷。
三伯父為了躲避日本人『拉伕』，由家族資助，運了半船的竹子與蔬菜，說要到『唐山』做生意，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但對我們來說，『滿洲』或三伯父提及他曾到過的『泉州』、『上海』，其實並沒有什麼差別，俱只是地理教科書上的名稱，根本無從到抵，不知『是圓是扁』。
然三伯父每回一定這樣開場：
『我是在康德三年到「奉天」的。』
老實說，我們並不全然相信三伯父真的到過中國東北。一當我們開始進學校讀書，即被要求詳記中國的各個朝代。可是就我們的記憶所及，清朝並不曾有一個叫『康德』的年號。清朝亡於末代皇帝溥儀，年號宣統。每個讀過書的孩子都知道。
對我們來說，『康德』還是個洋名，國父倫敦蒙難，救他出險的老師，名字就叫『康德』。清朝怎可能有個『洋名』年號，三伯父真是『頭殼壞去』。
然三伯父卻是有照片為證的。最特別，也是他最常出示於人的，是一張他站在『山海關』前的照片。
那照片大約只有四公分×三公分大小，黑白照片上一堆不頂清楚的灰、黑、白光影，一個荒山還似真有黑洞洞的關口，上有『天下第一關』五個字。有個人影在照片前端，只看得出臉上戴著『黑仁眼鏡』，是『黑狗兄』晚上出來風騷才戴的。三伯父當年就是戴『黑仁』進洞房的。
『下大雪就要戴黑仁，看出去暗暗，才不會白雪一片白茫茫，比大日頭還毒，把眼睛都刺瞎。』
生在亞熱帶台灣，我們不知道比日頭還毒的雪是什麼，三伯父雖見過雪，並不曾就此消除我們的疑慮。『山海關』是被稱作『天下第一關』沒錯。但在教科書上，我們一再讀到它如何險峻，是為自然天險屏障，與照片上一個黑黑白白的小荒山上五個大字，差距實在十分遙遠，所以當三伯父以慣常的『我在康德三年到奉天』要開始講他的『滿洲』經歷，我們便問：
『你話語怎麼會通？你講什麼話？』
『講日本話啊！』三伯父理所當然的回答：『當時的唐山許多地方被日本佔領，講日本話，沒人知道你何方神聖。就是不要說是台灣來的。』
他們如無必要，通常絕口不提來自台灣。
然他們的中國當地話學得再道地，語音一聽即是外地人，一當被問，他們隨口道：
『閩南人啦！』再被問詢，才勉強道：『福建。』
他們事實上也不曾說謊，他們的祖先原來自福建。
至於他們真正來自的『那』島嶼，被稱作『由尾巴倒提起來，它和一條番薯沒有兩樣』，台灣因此成為番薯，那低賤的、遍地雜生的貧窮人的食物。以番薯為主食，除了會肚子腫大外，還連連放屁，放的屁既臭、響、且長，悶住的臭氣許久都揮除不去。
中國人問這些『番薯』：
『你們吃飽了日本飯了吧！』
而當『番薯』的孩子說要買國旗，有人便說：
『你要買那個國家的國旗？日本的可不大好買啊！』
她到抵的是上海的日租界。
一九二五年，上海工人顧正紅，為了向日本租界區紗廠的老闆爭取積欠的工資，遭到槍殺。聲援的工人、學生等在公共租界的英租界，展開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爭。
英軍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射殺十餘人，槍殺事件成為全國性的運動：五卅運動。
初抵中國的謝雪紅『因我沒有什麼革命工作的經驗，尚且文化水平很低』，被分配的是『宣傳幹事』的工作，五、六個人一隊，帶個捐款箱和寫著口號的旗子出去募款：
『我想到可以更有效的募款方法──就是帶隊衝進菜館、旅館等人多的地方，用小旗子桿往桌上一拍，有時站到椅子上，用我那閔南音很重的中國話（聽眾是浙江人）叫著：
『「愛國同胞啊！起來為死難的同胞報仇啊！打倒帝國主義啊！支持上海工人罷工啊！」』
而來自被日本殖民海島的台灣女人，還讓林木順以『謝飛英』的名義寫一封簡單的信給『浙江日報』，呼籲：
『愛國同胞啊！豈不是把台灣忘掉了？為什麼只提出收回租界、收回海關、收回領事裁判權、收回一切不平等條約，而卻沒有提到要收回台灣啊！』
（我在英國兵耀眼刺刀白花花光閃、上膛步槍對峙下，在驚慌中後退，推擠著人壓人喘不過氣的踐踏中，在煙塵翻滾、慘叫哀號混著間歇槍聲中，見到了台灣。
那英國兵向著我們，我聽到子彈上膛的聲音，咧咧咧的直響過去，好似永無止期。森森青白的刺刀迴光刺痛我的眼睛，我看到家鄉那與我的記憶一樣久長的土黃色軍服。
那穿上黃色軍服的多半是矮小的黃種人種，垂著單眼皮長眼，緊閉的嘴角分向兩邊下彎成弓形。他們高昂著頭，長軍靴踢翻我的香蕉攤、市場被迫下跪的人群。
然後我聽到槍聲。
我以為我看到狂風挾著雷雨，事前毫無徵兆的席捲而來。
持續不斷的暴雨，便淋落在彈孔密集，仍溫熱出血的屍身，擠壓、沖刷出屍體流出更大量的鮮血，還捲帶起地面上淤聚的血跡，那混著濃稠鮮血的雨水於是成不見底的銹紅色，積聚在地上後掩去路面形像，只成一道流湧血河。
而天明的雨後，街道上的血河退出、血痕消褪，一切俱似無有蹤影。只留下雨水沖淋的十餘具屍身，不見血跡的乾淨屍體，有著奇特的安靜。
那傷處不見鮮血，雨淋水浸後，傷處誇大的張著飽滿的大口，腫脹的傷口，竟似有著古怪的笑意，兀自咧著嘴無聲的笑著。）
我說我們的遭遇一樣血淚相連，可是同是穿制服的異族士兵、同樣的刺刀與槍響。更甚的是，同樣為日人所統轄、所差的只是『租界』與『殖民地』，台灣人卻成『亡國奴』。
我在自己祖國的土地上被稱作亡國奴、台匪。
難道只因我們是被割讓土地上被遺忘的一群？整個上海租界、甚且整個中國，我的祖國，便不僅遺忘我們，還羞辱我們。
是因著我們來處的島嶼，台灣，既小且遙遠？我們便只能任由中國割讓？而當我們從殖民地而來，來到的中國又是列強租界，我們原以為我們的問題和他們一致，甚且只更為悲慘，可是我們得不到最微小的關注。
深洋廣峻，海溝阻險，我們，四百萬人和整個島，隔著台灣海峽，原就不包括在中國聯結的大陸塊上。現今，我們且是永久割讓，脫帶斷臍的殖民地，而非只是租界。
我們是被割讓土地上被遺忘的一群，永無意願也無從收回的台灣島民。
謝雪紅以『謝飛英』署名，投向『浙江日報』呼籲『收回台灣』的信，得到報刊的回應，大字標題刊登：
『不忘，不忘，不忘，不忘……』
有人或記起了還有台灣這個地方，或問台灣在那裏。
而她在演講中繼續大聲疾呼：
『同胞們，別忘了還有四百萬同胞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呻吟。』
此舉咸被認為『在政治上嶄露頭角』，讚許她掌握時勢的精準眼光。
我附合他們的說法，並滿心歡喜我果真具有這樣的能力。可是在我做為一個女人的內心深處，我深切知曉，這一切並非蓄意謀算的政治決定，只來自我做為一個女人最直截的要求。
我知道他們不曾喊出『收回台灣』，並非他們沒有足夠的政治嗅覺，而是，經由一再的衡量評估，他們知道以中國的現狀，並無能力收回台灣，他們轉為訴求：
──中國人民對日本實行斷絕經濟外交，遏阻帝國主義擴張。
然這樣的訴求是為當時全中國性的議題，得不到特別的重視。
或有人在更周到的思慮後，考量台灣在多邊角力關係的新出路，轉而呼籲：
──台灣人民應該學習韓國獨立運動，脫離日本殖民統治。
這樣的主張在台灣島內或會引起共鳴，但在這與台灣深隔台灣海峽的中國大陸上，只會被認為無關緊要，因為中國在其時根本無視台灣問題的存在。
而我喊出『收回台灣』引起重視，絕非我更善於推算上述兩岸關係，這都是長居此處關懷台灣政治者的論述。我只不過是以一個來自被割讓土地上的女人，真誠的希望能被收復、民主自治。
少去重重現實顧慮，少去種種是否有效的評估，我的要求簡單，我的聲音直截，反倒因而得以散發。
關於『五卅運動』的報導，在被譽為台灣人民喉舌的『台灣民報』週報上，要直到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即是距事件發生隔三個星期，才有報導。
這則關於中國的報導，如慣常出現在報紙的『世界要聞』一欄，未歸入報導台灣新聞的『島內時事』欄裏。
報導內容未曾提及上海日本紗廠資方槍殺中國工人，只稱『關於上海事件的報導，出自英文方面的，大都欲將事件的責任使日本人負擔，實在是再不快沒有的事』；『英人屢用這種手段，為欲圖自國的利益，抓住白直的日本人為路伴』。
憲政會政務調查會因而認為事變『非單純排日運動，具有一般排外運動之傾向』等等。
也就是說，站在反對日人領台、做為台灣人喉舌的『台灣民報』，就發生在中國上海租界的事件，是站在日人一方。
關於在中國的台灣人介入此事件的任何報導，更是全無隻字半語。而謝雪紅在『浙江日報』上『收回台灣』的呼籲，自然也不曾在『台灣民報』上出現。
整體而言，對這激動整個中國造成巨大迴響的『五卅事件』，台灣人的報紙並不曾多加在意。
關於『康德三年』一路從上海到『滿洲』的經驗，我的三伯父最愛講述的，是一片白茫茫不見底的雪和數不清的乞丐。
『唐山真是大，闊茫茫，怎樣走都走不完，台灣那有得比。不過，也真散赤（窮），大部分攏比咱台灣卡散赤。』
三伯父如此開頭，才又接說：
『唐山會如此散赤，攏是冬天天寒地凍又歹討賺，連旅社有查某人說是唱曲賣藝，實在，攏是賺食查某。』
那貧困的所在只消一下火車，即湧上大批乞丐，有的乞丐為引起同情，以磚頭、石頭，往自己的頭額砸，砸到血流滿臉才住手。
『流血好可憐，你給他錢嗎？』我們急切中問。
『不能給，給那給得完。』
有的乞丐老爸和乞丐老母，雪天裏將女兒的衣服剝盡，讓她全身赤裸在雪地乞討。年歲稍長的女兒懂得羞恥，拿煤灰與泥抹在身上。
『查甫要傳宗接代，自然不能讓伊受寒。赤身的，都是查某囡仔，有的都可以嫁了，要不也可以給人做媳婦仔了，還得用這款方式博取同情，真是！唉！』
三伯父還加以說明，有的乞丐老爸、老母不給女兒穿衣服，其實也不是那麼歹心，而是沒衣服。一家人就一條褲子，當然給兒子穿。
我們居住的地方，終年大部分時間溫暖，雪是什麼根本無從想像，在雪天赤身裸體塗煤灰更難以感受其滋味。然我們又無從質疑三伯父的經歷，我們確知三伯父的確到過中國：日本人開始為征戰要實施『拉伕』，父親三兄弟中，一定會抽中一人，只有讓最『活動』的三伯父避走到中國一段時間，只餘兩兄弟在台灣，被徵調的機會自然減低。
而對這個我們無從到抵、甚且難以想像的地方，我們便只能問：
『你愛住唐山還是台灣？』
『當然是台灣。』三伯父說：『怎麼說話語嘛卡也通。在唐山說日語，不小心會給罵漢奸，要說伊的話語，全不通，有夠無方便。』
當她在唐山街頭演講中喊出：『同志們，別忘了還有四百萬台灣同胞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呻吟』，她用的是怎樣的言語？
自然不是她的母語台灣話（更不可能是日語）。
她聽到聲音。
事實上也許不真是聲音，是一種迫近時周邊震動的頻率，極其微小甚且不見得製造出耳朵能聽聞的聲音，反倒有若形成觸覺，一種不曾碰觸但知曉初臨乍到的感覺。
她立即知道是他來在她身邊，總是在她身後，然後她聽到他喚她的名字，一定是台灣話。
──阿女。
那時她已改了名字，叫謝飛英。與她常在一起的『共青團』，她後來加入的上海總工會左翼同志都如此喚她。謝是改不了也無需更改的姓，但『阿女』如此土氣，一看即是貧窮無文化的鄉下人的名字。況且她還碰到有人問她：
『你們台灣人女的都叫「阿女」，男的都叫「阿男」？』
她稱自己作謝飛英，有飛揚、英氣勃飛的意涵，在被喻為『一個動盪的時代、一個歷史漩渦日漸形成的時代』的二○年代上海，她自許是飛揚的英雌。
（然她顯然不曾想到，這名字也可以解釋做飄飛的落花。）
她不僅向人介紹自己是謝飛英，還要她識得的台灣人，甚且是他，也如此稱呼她。
她在上海的同志很快習慣於她叫『謝飛英』，對這樣一個來自割讓台灣殖民地的女人，她可以是任何名字。她隻身前來，過去本就容許編纂，她的來處偏遠且化外，更超過他們的『中』國、上海經歷可求證。
她更改名字還有安全的考量，她在『五卅事件』中已受到注意，再出任何狀況，中國人與日本人都可以動手抓她──那日租界就盤據著上海東北方。
如果她可以是『謝飛英』，那麼，她便不是那來自日屬殖民地的『謝阿女』。
但『謝飛英』本就是個子虛烏有、不登記在戶籍、沒列入身分證件的名字。她便因而是個無來處的人。
她很快在聽到喚『謝飛英』時，能立即作出適當的答應或回過頭。她也很想在聽到『謝阿女』時能不動聲色，但發現這部分十分不容易。她儘量訓練著自己。
只有他，是永遠叫她『阿女』的那最後一個人。一開始，她也由他。
一開始，他永遠是那得抬頭仰望的人。
她聽他談：台灣革命的目標在那裏呢？便是在追求民族獨立運動。在殖民地社會，並沒有『民族自決』、『民族平等』的存在，只有經過革命方式的民族獨立。要達於此，必須透過工人、農民的領導。
她還知道他可以寫這樣的文章：
階級鬥爭不僅不會和民族革命有絲毫矛盾，還更有助於民族革命，因而要使用既鬥爭又聯合的策
略，也就是說，一方面要根本將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卑劣的陰謀予以戳破，另一方面，還必須和他們
產生密切的聯合戰線，使得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影響。
也由林木順的介紹，她參與共產黨在杭州、上海的種種愛國運動，包括秘密活動：
『有幾個黨的負責人或交通員，要我帶一些秘密文件過「白渡橋」，到外灘公園交給黨的另一個交通員。』
她的活動在國民黨的『國防部保密局』《附匪份子實錄》的官方紀錄則說：謝雪紅『以交際花姿態活動於京滬、杭州、青島等地，生活糜爛已極，其實謝已與匪黨份子相往還，因對張（樹敏）已感到厭倦，遂告仳離，另與一共產黨徒任志道同居，由任介紹正式加入匪黨組織，化名謝飛英。』
而當時同在京滬的台灣人張深切，在《回憶錄》中對她其時的情況有下列描述：
『謝阿女和台北師範學校被開除的學生（指林木順等人）住在一起，我們曾去慰問這些學生，想給他們一些幫忙，詎料他們也有了依靠，用不著我們，於是我們也就無為而退了。過去我以為我的思想很新，但這次看見謝阿女與青年學生們同宿，混在一起，覺得很不順眼，我恥與為伍，就不願意和他們合污了。』
黃師樵的《秘史》則如此記載：
『與留滬學生往來甚密，後與學生中林木順曾有一段豔聞，被張（樹敏）偵知，遂致破裂。』
謝雪紅在晚年的口述回憶錄裏，曾說『那時在省黨部並沒有發給什麼生活費或零用錢，只供給伙食』。調往上海參加『赤色救援會』時則『一天發給我們兩毛錢（或三毛錢）作為伙食費，我食量小，還夠吃，但林木順他們就不夠吃了。』
曾為歡送一位同志，『大家去買了一大碗紅燒肉，每個人都分到一塊吃，聽說一塊肉就要九個銅板，實在太貴，但很好吃，那時，我心想日後有錢就買一碗來吃個痛快。』
但也會有孫傳芳手下的『錢司令』請『我們六、七個人去大舞台（大世界旁邊）看京戲，戲票是一張五元的頭等票』。同時黨為了『讓我打扮成一個有錢的台灣人小姐的樣子』去見錢司令，好從談話中探得孫傳芳軍隊的動向，還『花了幾十塊錢，到舊貨攤買了一件虎皮大衣給我』。
他們會被以為會去看那種『反映其時中國婚姻制度腐敗、社會制度黑暗、意志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的『時代』悲劇，稱作新劇或舞台劇，以有別於傳統的京戲。
那有為的青年女主人翁，便不再是傳統的端莊嫺靜，變成大都市中產階級健康富於肉感刺激的『女性新型』，她穿洋裝戴眼鏡，很有思想智慧的說：
『我們是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我們要同家庭決裂，又要同舊社會決裂，新的東西到那裏去找呢？我們的眼睛裏看到的儘是黑暗。』
（為什麼原本敞亮的戲院突來一陣黑暗，片刻後燈亮起來，然亮的只是舞台上，我仍在黑暗中。
我為什麼要在黑暗中看他們演戲呢？）
他們以為只有當你在我上面，如此密貼的距離，在最激情的剎那，我方附在你耳邊，問：
『他們說我什麼？』
你抗拒你的回答，只一再以台灣話叫我阿女。
阿女……阿女……阿女……
但那更大的樂趣與刺激，終會使你開口，我只消以國語附在你耳邊一再問：
『說給我聽，他們叫我什麼？』
『伊說汝是千人騎、萬人幹的臭××。』
你很順當的整句說出，你會國台語合用，因為那令你較易啟口。
（我禁止你使用台語，也不許你喚我阿女。我叫謝飛英，我們來此是為著學習，要學習得先能使用中國的語言。）
我們在黑暗中隔著長遠的距離，那原不易聽懂的國語台詞愈發生澀。我無從全然聽懂中，便只見他（她）們說這類台語時，會向上高舉起手，有時單手，有時雙手，甚且整個人跪、趴在舞台上以表示他（她）們的痛苦：
『我們追求個性解放與戀愛自由，不僅是社會的犧牲品，也同樣是自我毀滅的感傷主義的犧牲品。』
『我們在社會和戀愛之間不斷的幻滅、追求，我們從事婦女運動、政治工作，甚至最後真正的戀愛，都沒能找到人生的落腳處。』
（為什麼會傳來遠處隆隆的雷雨聲？伴隨著舞台上這些捶胸頓足姿勢的，便是隆隆的雷雨聲。
然後我還會聽到接著來的細小雨聲，淅淅瀝瀝不絕。
我是不是應該以為舞台上正下著看不見的雨？︶
緊閉房門的空氣中有著一種遲窒的氣息，腥濁濃鬱而顯濕重，緊密交纏的身體體味更難散發，附著膚上迸發的熱浪，遍體一定汗濕了。
只全然不見汗水。
那燠熱滾燙如荼如火的悶藏體內，直竄燒至肌膚，卻催逼不出汗水，莫非早已為熱度蒸發？然有水珠滴落，水濕並非出自我的想像，來自的是在上面的你。濕黏的汗水滴落我滾燙乾熱的肌膚，一點一滴的冷涼，不足以滅火的水無能降溫，只成不舒服的黏膩。
然我撫著急遽擺動中，你汗濕消瘦的身軀，憐愛的問：
『你在幹什麼啊？』
我仍不曾忘懷我的國語，也並非真要回答，你卻一如平時的認真回應：
『我在幹汝。』
你國台語夾雜。
然後你想必發現了那當中的樂趣，在一連串激烈的衝刺中，你斷續的問，這回全用國語：
『告訴我……我用什麼幹妳？』
『爛鳥。』
我的台語脫口而出。
『說給我聽……』你仍用國語。『我在幹妳那裏？』
我咯咯淫笑出聲，清楚的、飛快以台語道：
『××。』
我知道要說到××，我一定只有用台語，我無從想像那片刻裏我能將『××』說成『陰戶』、『牡口』、『小穴』這些國語名詞。
然後在那激烈的最後片刻，你不再兜弄我，附於我耳邊混著喘息聲急促的說，國台語合用：
『我幹汝這個千人騎、萬人幹的臭××。』
而多說幾次，你會發現，不管『千人騎、萬人幹』，或『千人壓、萬人操』，一定要用國語，才會有原說詞幹、騎、壓、操的力道。
而我知道，他們一定會認為，我用我過往在台中州石頭灘雜貨店、從市井學來的床笫俚語，說來取樂。我知道他們說我工媚術善嬉樂，還從中國大陸學來房中術，用來蠱惑『匪黨』男人，為我驅使遣用。
我偏好『一杯水主義』。
（為什麼我在淅淅瀝瀝的水聲後還聽到音樂聲？迴盪在沒有樂隊、也不見留聲機的舞台上。音樂可以這般憑空出現？是不是因此，這哀婉的曲調，方如此神奇的流過心頭，清澈見底的寧和純淨？）
乍然間闖進耳際的台詞無比清晰，幾句耳熟能詳的話不再因不熟悉的語言不易全懂，霎時間有了完整的意義：
『為革命而戀愛，不以戀愛犧牲革命，革命與戀愛，才是我們的出路！』
而我位處的觀眾席一片黑暗，（為什麼我要在黑暗中看他們演戲？）整個劇院內音樂流竄（獨不見樂隊也看不到留聲機）。
我還聽到雨聲與雷鳴。
（我是不是該想像舞台上正下著雨？）
當我終於握住它時，我是否在意到它的大小？
在『國語』裏，它被文雅的稱作『玉莖』、『玉塵』、『塵柄』，或叫似乎較不相關的『朱雀』。當然也有比較直接的稱呼叫『陽物』、『陽鋒』，或粗鄙的稱為『肉具』。
當我以口唇去撫觸它時，則另稱做『品簫』。
（我在上海的生活，會被稱作：以交際花姿態活動於京滬、杭州、青島等地，生活糜爛已極。還有滿天飛的傳言：孫傳芳要討謝飛英為妾，此事使他們──林木順與謝飛英，時起爭執。）
我吸含住它，據說如果它勃起而不大，是因為氣血未能流注於陰部肌膚；勃起雖大但不堅硬，是因為氣血未能流注於陰部筋脈；雖堅硬而不溫熱，是因為陽神之氣未能流注入陰莖。
（連上海工人愛國運動罷工鬥爭被鎮壓後，黨要我進『上海大學』，都被認為我是靠美色取得。
事實上我當時心中很害怕，自己是一個沒有文化的人，怎能去和那些知識份子在一起上課和生活？但黨認為『正是要培養像妳這樣窮苦人出身、文化很低的黨員』，『只要上考場亮相，讓同學們看到妳，交白卷也不要緊。』）
我引導你臨近我。嬉戲娛樂有一定的原則和方法，一是精氣上引而臉部發熱，便徐徐呼氣；二是女子乳頭豎起而鼻上滲出汗珠，當徐徐擁抱；三是舌苔甘淡而舌面滑利，當徐徐吮動；四是當女子下陰濡濕，即徐徐操動；五是女子不斷作舌咽動作，便徐徐地擺動，這些就叫五慾的徵兆，五慾的徵兆齊備，便可正式進行性交。
（至於你我之間，由於你較我年輕，兩歲的差距使我必然背負勾引你的罪名。你，到中國求學上進的知識份子──只消十幾年前的清帝國時代，便是進京趕考的秀才，卻為一個『出走的姨太太』迷惑，忘卻了功名，沉迷於溫柔鄉中。
千古不移的問題因而是：我勾引了你嗎？
我的回答是：是的，我勾引了你。並告訴你我要的。）
我將它導引到我的私處。據說伸過兩手從背後抱人，是想要使腹部相互貼附；伸直臂肘，是想要摩擦身體上部和觸刺陰部；舉足從側面鉤人，是陰戶兩旁需要摩擦；大腿相交，是因為挺刺太深的緣故；伸直腿腳，是因為深度不夠；舉足從上面鉤人，是因為未能達到陰道的窟窿部位；身體平展躍動，是希望淺刺；全身振動，是屬最好之時。
（你和我一樣，一起進入『上海大學』的社會科。
是在你的引介下我加入『共青團』，參與其時的愛國運動，你是我的革命啟蒙者。但究竟是我在運動中的積極表現，使黨注意到我，才吸收我？還是，因為與你在一起的緣故，才得以進入這革命大學？
然我卻必得背負使你陷落的罪名，人們說，是我以美色引誘你陷身危險的革命行動，為我利用。終將使你淪入萬劫不復之地。）
我讓它持留在我裡面。攝生之道，在養精氣，精為至寶，不可輕易外洩，要能還精入腦，得行鎖閉之法，情動欲出，則停止制退，止留寸許，閉目內想，舌拄下顎，閉口吸氣，精便自上。
（我，那從未進過學校就讀的『出走的姨太太』，那『生活糜爛至極的交際花』，進的是左翼思想理論重鎮的『上海大學』，它連繫了我與中國的關聯。
這個大學隨後還會有來自台灣的學生蔡孝乾、李曉芳、莊四川等人進入，他們會形成往後的『上大派』──上海大學派，這些日後台灣共產黨內的份子，關係到我一生的政治生涯與鬥爭。）
行事有如兩個對立陣營交鋒，謂之『戰』，勝者吸取對方元氣滋益補身。戰不厭緩、採不厭遲。五臟之液，要在于舌是為玉漿，吞吮女舌採女津液，吸女鼻中清氣，聞閉咽存送玉莖。女亦可採男子元陽補身。
（我們只在『上海大學』進修四個月，即被派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黨說派我們赴蘇學習是為了『培養幹部，考慮將來幫助台灣的同志在台建黨。』
但我們聽說要完成這個任務沒有那麼容易，有人已被通知了一兩年，因交通問題至今還出發不了，所以，等待何日何時才能赴蘇是不得而知的。
黨選擇來自殖民地、無政治資源也無任何背景的我們赴蘇，是因著我們真勝過其他『上海大學』的學生，還是，一如我『貧窮的出身、文化很低』成為黨栽培的對象，我們來自殖民地的身分背景，才給了我們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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