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長篇小說中，《白色巨塔》探討權力，《危險心靈》探討教育，本來第三本要寫金錢，但因為資料不夠成熟，雖然動筆，中途卻停了下來。計畫中，也想寫『名氣』這件事，但也還沒有找到切入點。

直到有一次有人透過出版社拿了一篇文章給我，據說這篇文章在網路上流傳廣佈，很受歡迎，希望我能授權讓他們收錄在書中。我一看，作者是我的名字，但文章根本不是我寫的。

我好奇地在 Google 打上自己的名字，出來了幾十萬筆，結果我竟然發現有些文章根本就不是我寫的，而且大部分是勵志小品，這些文章還被到處轉寄。

我心想好有趣啊，我的名字竟然也可以拿來這樣使用！是誰在做這樣的事呢？目的又是什麼？他的想像又是什麼？為什麼是我的名字而不是其他作家的名字？這種以前想都沒想過的事，就這樣在這個網路時代發生了。

這是觸發我開始寫《靈魂擁抱》的第一個遠因。

再來是有一次做宣傳時碰到一個讀者，她跟我講了非常多，說她是某人的朋友，然後又要了我的連絡方式，之後好幾次想要約我出來談事情，或者請教等等。後來我才發現這個人告訴我的很多資料是假造的。拼拼湊湊過去的記憶，慢慢才發現，她已經『追蹤』我一年半載了，甚至還曾經好幾次試圖闖入我的私人聚會或校友會之類的活動。幾年前我主持廣播時，也曾有一個讀者連續寫了一年多的信給我，信中很仔細的描述她和我一起生活的細節，儘管那些生活並不存在，可是那些她幻想中的細節卻寫得栩栩如生。我想有些人可能是因為我的書或我的名氣，因此希望能和我有更親密的接觸和了解。可是一個人一生能夠擁有，或是和別人分享的親密接觸，畢竟是很有限的。這讓我開始思索，人其實可以靠著一個名字或這名字所被賦予的意義，而產生這個人被喜歡或不喜歡的強烈愛恨。這究竟真不真實或實不實在呢？

我曾問過一些知名作家或大明星或大美女等等，有沒有被騷擾的經驗？他們覺得自己為何被騷擾？結果『狀況』還滿多的，甚至是一般人，年輕時或多或少都有過被跟蹤、被追求的經驗。而現在社會上也愈來愈多因為愛不到而殺人或跟蹤的事。我從報紙上發現這種狀況原來這麼普遍，可是在我們的社會每天有報導，卻從來沒有人去探討。去年性騷擾法雖然通過，但是台灣目前還沒有跟蹤法，所以真正遇到像書中這麼瘋狂的追求者，被跟蹤的人擁有的保障並不多。

而國外，譬如美國，儘管有性騷擾法、跟蹤法，但這種騷擾跟蹤的事件已經愈來愈多，情況也愈來愈惡化。美國甚至有網站，只要輸入你喜歡的名人，就可以知道每個名流經常出現的地方等等。這些被監視、被跟蹤，其實不只是名流，我們的世界，可以說是已經變成了一個全民大狗仔的世界了。
這些種種累積起來，成為我開始寫《靈魂擁抱》的背景。我自己從二十幾歲就小有名氣，長久以來，名氣這件事讓我感到十分有趣，為什麼？因為名氣既真實又虛幻，所謂真實，是因為名氣的確會影響到你的職業、工作、銷售、人際甚至是生活等等。而虛幻是這名氣有時是和你不相干，甚至是相反的，譬如有人是玉女紅星，可是根本不是啊，也就是她的人和名氣完全沒辦法連結。

名氣是介在人和別人之間的媒介，我們知道一個人，也許真實相處的時間並不多，但透過他發表的文章、言論、別人的談論等等，卻彷彿跟他很熟。我們每天從電視報紙看到馬英九、陳水扁的新聞，於是有人喜歡馬英九，有人喜歡陳水扁，然而這其中有關馬英九或陳水扁的真實性到底有多少？因為名氣這種真實又虛幻的雙重性，讓我開始思考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會不會只是媒介所表達以及形成，所謂的真實其實並不存在或很少？

即使是一般人，也經常是透過『媒介』來認識別人，名字、履歷，甚至是聲音、話語、表情等等。曾有人在電視上看到我，後來見到本人，他很吃驚的說：『我以為你有一百八十公分高呢！』我不知道有多少沒見過我的人心裡還認定我應該有一百八十公分。但是我需要為了那個一百八十公分的認定活著嗎？會不會我們能夠認知的這個世界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真實，我們一直以為的理性也沒那麼理性？但我們每天都不自覺的和這個真實又虛幻的世界相處奮鬥 ……      

特別是當傳播媒體如此發達，網路愈來愈普遍時，這個效應更是被放大。

因此我在這本小說中創造了兩個有名氣的人，相對應的是兩個沒有名氣，但卻希望透過有名氣的人來完成心願。小說中的王郁萍是最先出現的角色，藉由她來看俞培文這個作家。為什麼她極端的愛戀他？又期望俞培文為她完成什麼？我一開始就預約了王郁萍的死亡，我希望最後是從『生命』這個角度來看俞培文。如果不這樣做，王郁萍很有可能到了三、四十歲時，會認為那是年輕時做的傻事。但放到死亡這樣極端的事件中，到最後所有的辯證會回到死亡和生命的關係，從這樣的位置來思考為什麼會如此愛戀一個人或恨一個人！

至於俞培文這個作家，他並不是個絕對的好人，但也不是壞人，他有理想性，但他也必須面對他的現實 ── 也就是名氣，讓他必須做出符合這個世界的相對要求。由於這個角色必須對現狀有很多想法，所以我採用了第一人稱，但又不想讓他有太多喃喃自語，於是創造了另一個作家經紀人的角色小邵，從兩個人的互動中，去帶出現實世界的遊戲規則。

而俞培文也有自己的內在掙扎，譬如他雖然嘴巴說不紅就不紅了，但心裡也會受不了。還有不好的作品他就是不喜歡，俞培文也會強烈地往他認為的真實世界去追尋。因此俞培文在小說中是有點焦頭爛額，他既要應付名氣帶來的『相對要求』，又有王郁萍的窮追不捨咄咄相逼，質疑：你文章中呈現的善良、人和人之間真誠的情感，這些究竟是真是假呢？加上還要面對他自己，真的相當辛苦。

事實上，就我本身的作家經驗而言，俞培文應是最容易寫的角色，但他卻也是我覺得最具有寫作上的挑戰性的人物。因為他沒有內在的一致性，不但具有多面性，而且不斷搖擺。這種角色書寫不好，很容易散焦，變得不討好，而且不知所云。不過話又說回來，我想大部分的人處在他的位置上，很難不是這樣吧！

這兩個角色的關係其實是有類型傳統，譬如符傲思的小說《蝴蝶春夢》中男主角綁架了他愛慕的女子，或史蒂芬金的《戰慄遊戲》中女讀者綁架了男作家。我寫大眾小說，當然需要類型來和讀者溝通，但如果只是類型小說，對我來講是無法忍受的，因此我一方面用類型，一方面也希望能夠跳出類型，因此在俞培文和王郁萍這條線的最後結局我又企圖推翻類型，這件事，大家讀完小說應該不難看出來我的企圖。

此外我又另外創造了另外一組可以和他們對照的兩個人 ── 宋菁穎和彭立中。本來宋菁穎只是一個小角色，但我轉念一想，之前問過一些名人講到許多跟蹤騷擾的經驗，因此我也想把這件事的社會面鋪陳開來，關於性騷擾、跟蹤、愛戀的極致等等。這一對人物的互動過程就非常典型，因為我幾乎把一個人被騷擾時會碰到的狀況、公司的反應、法律的程序又是如何等等一路寫下來。

這一條線一方面反映出當代社會面對這件事的困窘，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對照出俞培文可能發生的恐怖和可怕，造成一種看不見的壓迫與張力。我很想探討當一個人愛戀到極致的時候，會變成什麼？為了這些，我去找了很多國內外的實例，精神醫學的資料，也請教了律師、專家，吃了不少苦頭，不過收穫也很多就是了。很有趣的是，彭立中本來是我寫到第四或五章時，才回頭重新加入的角色，奇怪的是，他一進來就非常兇悍，角色也愈來愈活跳、鮮明。宋菁穎本來也只是個愛慕俞培文的主播而已，後來也愈來愈有個性。基本上這兩個人是角色在拉著我走，是他們不斷的要求我：幫我加戲！幫我加戲！這是我寫這本《靈魂擁抱》比較特別的經驗，追車事件之後，我並沒有想到接下來的情節如何安排，但故事卻自然而然的一直跑出來，而結果這兩個人物也讓整個故事更豐富。

寫這本書的時候，因為星期一到五做廣播，無法專心寫作，我都利用這幾天來思考小說的問題，到了星期六、日就卯起來寫，一天常寫到十二到十六個小時。麻煩的是如果在之前幾天沒把問題想通，那一個星期就過去了，變成要兩個星期才有進度，說起來今年對我而言是有點辛苦。
我寫長篇小說都會有大綱，但這些大綱卻一直被推翻重想，譬如寫這本小說的初期並不太順，寫著寫著總覺得那裡怪怪的。回頭看，一來發現是結構問題，二來是覺得好像應該讓宋菁穎發生一些什麼事，彭立中就是這時候跳出來的。小說進行到一半以前，我常問我太太的一句話就是：『這個故事會不會寫不成？』

以前寫小說，常常是意念先行，人物跟進。也就是先有想說的事，然後人物再照這個想法去走。現在則是故事在前面，至於背後的意思再說。因此我對筆下人物變得比較民主，常常寫著寫著，會雙方『坐下來商量』。以前我喜歡控制書中的人物，控制不了甚至會感到挫折。但這次和書中的角色就會有『我們來試看看吧，你要是不喜歡，或者覺得不舒服，我再想想別的辦法』的心情。

其實書中的這些人物個個都有自己的生命和主張，一旦他們不喜歡你的安排，你一定會發現，因為你會開始覺得寫不順或寫不下去。你感覺他們好像在對你耍小脾氣，但你又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這時候只好不斷的嘗試，到最後你會發現原來他們要這樣這樣 …… 然後故事又可以順利的講下去了。在這過程中，我漸漸就放棄了一定要怎樣的想法。所以在書中，我不會告訴你名氣好或不好，讓人物、故事活起來是比較重要的，至於這個故事要講什麼，就讓讀者自己去體會。人生也是這樣，好比談戀愛，就是去談，去經驗那種著迷、被吸引、睡不著又吃不下的過程，一直要到走完了之後回頭去想，你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跟寫這本小說的過程很像，我多了一點放任自己好奇地往前走，邊走再邊看事情會如何發展，結果事情的發展最後往往出乎我原來的意料。

寫小說這件事，我愈來愈覺得也是一連串機緣的整合。雖然說有一些寫作計畫，也陸續收集資料，但究竟哪個題材會先到位，其實也很難說。我年紀漸長，就愈來愈體會我們不能控制什麼，凡事有它的韻律，我們只是順著，機緣到了就去做，時機未成熟就無法勉強。像之前想寫金錢的題材，陸續也寫了六、七萬字，但一直沒辦法成形，便擱著了。等這本《靈魂擁抱》寫完再回頭去看，或許能找出問題而繼續寫下去也說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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