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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契訶夫的《第六病房》走到侯文詠的《白色巨塔》，縱使在最悲慘無光的小徑裏，我們仍然可感作者尊重生命的溫柔目光，通向白色的聖潔與希望……
在各國文學發展的脈絡中，有一群醫生跨越寫作園地，耕耘播種，自成一格；他們根據醫學治病的邏輯，去細診人與人、自然、社會、國家的關係，澄澈的思考生命，微密的觀照時代。
早在西元前三世紀的古希臘即出現了一位醫生詩人尼西亞（Nicias），這一、二百年來，歐、美、亞醫界也誕生了許多大家耳熟能詳的筆耕者，如蘇格蘭偵探小說家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一八五九∼一九三○），英國《人性枷鎖》的作者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一八七四∼一九六五），法國散文家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一八七五∼一九六五），德國散文家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一八五六∼一九三九），俄國小說家契訶夫（Anton P.Chekhov，一八六○∼一九○四），美國詩人霍爾姆斯（O.W.Holmes，一八○九∼一八九四），日本小說家北杜夫（一九二七∼）、森鷗外（一八六二∼一九六二）、安部公房（一九三五∼一九八三）、渡邊淳一（一九三三∼）等，『中國現代新文學導師』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以及在台灣享有盛名、讀者群頗多的小說兼散文能手侯文詠。
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上最出色的中短篇小說作家契訶夫，文學成就與普希金、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高爾基等人並駕齊驅。他雖然擁有莫斯科大學醫科的文憑，可是文學的誘惑促使他棄醫從文，他曾經說過：『醫學是妻子，文學是情婦。』這句話後來成為許多醫生作家奉守的信念，侯文詠即是其中之一。
與莊裕安、王浩威、陳克華同一批崛起的侯文詠（一九六二∼），是排行榜上的長紅暢銷作家，溫柔浪漫、詼諧幽默的風格，普受讀者的喜愛；憂鬱嚴肅、堅持真理的醫事寫作，更掀起台灣醫界與教育界對醫學人文的思維。
侯文詠與契訶夫的時空相隔一百年，除了擁有相同的『醫生作家』頭銜，以及『棄醫從文』的人生抉擇，值得注意的是，醫學訓練與醫院職場鐫塑了他們一些共同的創作特色。尤其在契訶夫的《第六病房》與侯文詠的《白色巨塔》中，皆以醫院為場景，內容不外環繞在揭露醫院的醜陋，嘲諷人性的陰暗，塑造醫生群像，描繪醫病關係，省思疾病與死亡等情節；二文各有深刻的含蘊，前者診斷俄國沙皇專制的病魔，後者則為台灣醫療體系的痼疾把脈，由此展現醫職社群獨特的書寫版圖。
一八九○年春天，契訶夫為了廣泛而真實地了解俄國居民和流放者的痛苦生活，遠至庫頁島實地考察了三個多月。二年後，他根據庫頁島之行的見聞和感受，發表中篇小說《第六病房》。內容主景集中於『第六病房』，這是一間專為精神患者準備的病房，作者巧妙設計當醫生變成病人、慘死於病房的故事，以及醫院對待病人如監獄犯的非人性管理，從中控訴沙皇統治的野蠻和殘暴。本文筆調迥異於契訶夫一貫的幽默詼諧，氣氛凝重、恐怖，具有強烈的批判意識，被標示著契訶夫小說書寫的重大階段性意義，也曾被稱為俄國文學中最可怕的小說。
《白色巨塔》於一九九九年成書，是侯文詠融注十幾年臨床體驗撰寫而成。內容以『台大醫院』為場景，一則挖掘封閉巨塔裡爭權奪利的惡瘡，剖析生命的偏執；二則透視生老病死的生命歷程，示現生命的無常。《白色巨塔》是侯文詠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情節雖錯綜複雜，卻脈絡明晰，節奏緊湊。尤其作者的專業知識和臨床經驗，更讓他對素材的處理駕馭熟練，增加如臨其境的真實感。特別是淋漓盡致地刻劃醫院的種種內幕與弊端，尖銳而入微，堪稱是台灣醫事寫作中最大膽的小說。
醫院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應該是一個濟世救人的聖潔淨地，然而我們卻清晰可見『第六病房』與『白色巨塔』的骯髒污穢、道德敗壞。
『第六病房』裏臭氣沖天，酸白菜、臭蟲、阿摩尼亞、垃圾的味道充塞其間。管理失當，工役、助理護士和他們的孩子與病人混住病房；看守病房的退伍士兵，氣派威嚴，以暴力維持秩序。員工貪婪，總務處長、女管理員、助理醫師一齊向病人勒索錢財。設備不足，整個醫院沒有溫度計，只有兩把外科手術刀。不只如此，這個醫院還出現了一位『陰險狡詐型』的霍包托夫醫師，他為了覬覦醫院負責人拉京醫師的職位，竟將拉京經常到『第六病房』與精神患者格羅莫夫長談一事，渲染並散佈成『拉京醫師發瘋了』的流言；並且用計把拉京誘騙進入『第六病房』，當個精神病患禁錮起來，一夕之間，堅實的鐵窗與老兵的暴力結束了拉京醫師的生命，令人震撼。
這樣有關權力、利益與生命之間的拉扯情節，也是《白色巨塔》探討的議題。全文藉院長寶座爭霸戰、副教授升等風波、紅包文化、醫療糾紛等事件，來刻劃權力鬥爭下群醫的衝突對立。其中以唐國泰、陳庭的毒蠍性格最為鮮明，有如契訶夫筆下的霍包托夫醫師。外科唐國泰主任的野心，表現在與內科徐大明院長爭奪院長寶座，作者由此強烈指控醫界對權勢的追逐，已至不擇手段、罔顧人命的地步；又特別安排總統的介入，反映了醫療與政治的結合，彰顯整個醫療體系的複雜與敗壞。陳庭的機心則表現在為兒子陳寬的升等鋪路上，他暗中設計桃色陷阱，打算陷害日後可能成為外科主任的蘇怡華，居心叵測。並因邱慶成未參與兒子升等投票，引發報復行動，控訴邱慶成醫療不當，檢舉紅包弊案。契訶夫、侯文詠批判這一類詭詐、狹隘、庸俗的醫生，為了滿足控制別人的權力慾，甚至不惜犧牲一切，抹煞人間互助共存的美善。
《第六病房》、《白色巨塔》中的醫生形象，尚有『宗教至上型』的謝爾蓋伊奇、『醫德可風型』的關欣。除此，拉京與蘇怡華也是頗值得討論的對象，他們面對醫院的敗壞現狀，同屬於『被動接受型』。拉京個性溫和軟弱，被行醫的父親強迫當醫生，因此對醫生職責不懷崇高使命感，明明知道醫院積弊成災，偷竊、口角、毀謗、徇私、庸醫、騙術、暴力等，俯首可見，是一個沒有道德的機構，嚴重摧殘病人的健康。他考慮再三，卻仍無計可施，聽任其自生自滅，甚至自我安慰：『最好的維也納醫院和我的醫院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分別』，這正呼應了病人格羅莫夫所說：『法官、警察、醫生，他們都是對人民的痛苦負有直接責任的人，但是時間一長，就變得麻木不仁。』拉京雖然尊重智慧和正直，但是他卻缺乏毅力與信心去建構一種合理而正直的生活。至於蘇怡華，明知醫院天翻地覆地進行權力交接與鬥爭，他無可奈何，唯有容忍、姑息。當他與醫學院院長女兒結婚，並高升外科主任，擁有許多外科醫師一生夢寐以求的權力殿堂與象徵時，他的生命反而陷於徬徨無助，甚至常常情緒失控。這一類型的醫生，常常擺盪於現實與理想之間，茍延殘喘，充滿了無力感，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不得不被動接受了這一切。
在尋常小說中最具戲劇震撼力、情節轉折力的便是死亡一事，《第六病房》、《白色巨塔》呈現不太一樣的死亡光景，不過同樣的都有醫生面臨死亡的情節。
《第六病房》的結尾，描述拉京醫師的慘死，最怵目驚心。當他被騙進『第六病房』，直覺失去自由的痛苦、恐懼和絕望，極欲掙脫鐵窗枷鎖，卻遭老兵一頓毒打，使得原本主張蔑視痛苦與死亡的他，提早向死神報到。這兒讓人想起拉京醫師與精神病患格羅莫夫的一段談辯。拉京常常安慰憤憤不平的格羅莫夫說：『人的恬靜和滿足並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內心；若能蔑視痛苦與死亡，三道鐵柵欄裏的生活，也能享受幸福。』格羅莫夫卻駁斥他說；『你不了解生活，對現實只有理論上的認識，有何資格談論領悟人生、蔑視痛苦。』『我只知道上帝是用熱血和神經把我創造出來的，人的機體組織如果是有生命的，就必然對一切刺激有反應。我用喊叫和淚水回應痛苦；用憤怒回應卑劣；用厭惡回應淫猥，依我看來，這才叫做生活。』格羅莫夫這一段話，顯然可聞作者熱忱呼喚人道主義、尊重生命的回音，這個既封閉粗暴又骯髒簡陋的『第六病房』，其實指的正是整個俄國，作者採以小見大的藝術手法，形象地表現了『俄羅斯就是一座大監獄』的主題。
侯文詠十分善於處理當醫生變成病人、甚至死亡的議題，《白色巨塔》當陳庭如火如荼地舉發邱慶成紅包弊案時，兒子醫生陳寬罹患胃癌，年輕的他，面對生命的有限與無常，有諸多領悟與感慨，如：『想清楚了，人生實在沒有那麼多好怕的。如果再重來一次，我一定儘量按照自己的意思，更勇敢地去追求自己內心的渴望……』寫給父親的信中說：『儘管我曾有許多醫治胃癌病人的經驗，但當事情面臨自己身上時，仍然是無法承受的打擊。作為一個醫者，我們注定比別人更早看到了自己的疾病與死亡，但也因為這樣，我深刻地理解到，這是我們的痛苦，卻也是我們的幸運。』字句間透見醫者生命的智慧與接受死亡的平靜。同樣是醫生面對自己死亡，陳寬醫師的坦然冷靜與拉京醫師的掙扎恐怖，則形成不同的對比。
醫生與作家雖各有不同的任務，前者可以治療人類的身體，後者可以淨化人類的精神，然而二者對人類生命的關懷，是其重疊的焦距。《第六病房》、《白色巨塔》同樣都是從醫院看人間百態的素材，也是關懷人類生命的力作。契訶夫與侯文詠所處的時空背景雖不一，所反映的社會問題也有別，然而他們共同以熱愛真理與人道主義為創作骨架，以觀察生活、解剖社會為創作泉源。並且都能秉持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敏銳覺察社會的動向與改革，意圖拯救人類心靈的墮落，追求幸福與進步。
從契訶夫的《第六病房》走到侯文詠的《白色巨塔》，縱使在最悲慘無光的小徑裏，我們仍然可感作者尊重生命的溫柔目光，通向白色的聖潔與希望。
（本文作者為輔英科技大學人文教育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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