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初始的這幾年，很奇妙地成為美式超級英雄大放異彩的時代。

這件事或許多少得歸功於布萊恩•辛格（Bryan Singer）。辛格執導的《Ｘ戰警（Ｘ-Men）》在二○○○年上映，這部電影裡，擁有超能力的角色們不再是高來高去、接受平民百姓歡呼驚嘆的英雄，而是一些為人類律法所排拒、被社會標準所質疑的邊緣份子；辛格巧妙地採用了原著當中萬磁王（Magneto）的猶太裔設定，以及飾演該角的伊恩•麥克連（Ian McKellen）現實生活中的同性戀身份，強化了電影中這方面的訴求。

在《Ｘ戰警》之後，多位超級英雄相繼躍上大銀幕。

二○○二年，山姆•雷米（Sam Raimi）的《蜘蛛人》（Spider-Man）在紐約市高樓間開始擺盪，二○○三年，《Ｘ戰警》第二集挾第一集的聲勢再掀熱潮，《夜魔俠》（Daredevil）與《綠巨人浩克》（Hulk）也前後出場，有趣的是，這些角色全都來自美國漫畫大廠 Marvel，屬於另一個漫畫大廠、擁有超人（Superman）及蝙蝠俠（Batman）等經典英雄的ＤＣ公司作品，一直要到二○○五年的《蝙蝠俠：開戰時刻》（Batman Begins）才算揚眉吐氣。記得當時曾經想到：如果辛格拍完《Ｘ戰警》系列之後，再去拍以超人為主角的電影，不知會說出怎麼樣的故事？因為創造出這個元老級超級英雄的兩位創造者──劇作家　Jerry Siegel及漫畫家 Joe Shuster──也都是猶太裔移民。

出乎意料的是，《Ｘ戰警》的第三集還沒拍呢，辛格就迫不及待地擁抱超人了。

二○○六年，辛格的《超人再起》（Superman Returns）正式上映，除了成功地讓近二十年沒在大銀幕出現的超人再次飛翔外，更要緊的是，辛格不但在劇中借用了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及阿多拉斯（Atlas）的典故，更利用許多鏡頭，顯現出關於超人『神性』的一面──事實上，在 Jerry Siegel 及 Joe Shuster 的原著當中，超人來到地球的經過不但是聖經中摩西（Moses，即後來分開紅海帶領猶太人離開埃及的領袖）幼時遭遇的移植，『神遣獨子以救世人』的情節也與新約聖經如出一轍，超人原名『Kal-El』中，姓氏『El』即為希伯來語中的『神』，『Kal-El』代表『神的聲音』（voice of God），而其生父『Jor-El』即代表『對神的敬畏』（awe of God）；除此之外，超人巨大無比的力量，也容易讓人想起猶太傳奇當中的『魔像』（Golem）。

就在辛格揭開大銀幕超級英雄傳奇新章的同年，麥可•謝朋出版了《卡瓦利與克雷的神奇冒險》。

顧名思義，這是一個關於卡瓦利與克雷兩個角色的故事，如果想要簡單地描述，大約會有像『三○年代末期，一個從捷克逃出來的猶太青年卡瓦利，輾轉來到紐約的布魯克林投靠親戚，因而結識了表弟克雷，兩人開始合作畫漫畫，經歷了漫畫發跡、二次世界大戰、漫畫工業沒落等等，橫跨近三十年的傳奇人生』這樣的簡介，不過《卡瓦利與克雷的神奇冒險》並不單純是個敘述角色生平的故事，在謝朋的巧妙安排之下，這個故事除了與一九三○到五○年代的美國社會發展相互對應、與上述的超人漫畫設定環環相扣，更有凌駕其上、直接與所有人類內裡相關的主題，貫串其中。

這些主題裡頭最明顯的，當屬『逃脫』。

卡瓦利年輕時醉心魔術，能夠成功逃出捷克的原因，靠的正是自己魔術老師接下將傳聞中的魔像偷偷運出首都布拉格這個任務的契機；在這些篇章，我們可以讀到魔像的典故（最廣為人知的魔像典故，指稱魔像為十六世紀的布拉格猶太拉比所創造，用以保衛布拉格、抵禦外敵），還能發現摩西的典故（聖經中摩西的父母將他放在蘆葦編成的籃中沿尼羅河送走，卡瓦利則是躲在棺材中利用鐵路流亡）。當卡瓦利出現在紐約、成為克雷的室友時，克雷則正好利用卡瓦利過人的藝術天份以及自己編寫故事的能力，合作進軍當時正在普羅大眾引發風潮的漫畫市場。

於是在一九四○年，卡瓦利與克雷合作的漫畫英雄『逃脫俠』正式誕生。

逃脫俠是個脫逃藝術家，這個設定自然來自喜愛魔術的卡瓦利，但逃脫俠平時身份『湯姆•五月花』的設定，則明顯來自編劇克雷：包括他的跛腳，以及與馬戲團相關的出身──逃脫俠這個角色，不但標誌了卡瓦利從歐洲逃出的生涯，也投射了克雷想從自身肢障的禁錮中逃離的渴望。從故事的後續情節中，我們不難發現『逃脫』這個主題一再地重複，包括卡瓦利想要幫助自己家人逃離歐洲前往美國的希望，以及克雷不想正視自己的性傾向、選擇另一種人生時的念頭。

『逃脫』主題除了與兩個主角有關之外，還反應在故事背景的現實年代當中，這正是超級英雄漫畫興起的原因之一。

一九二九年底美國股市崩盤，正式進入經濟大蕭條時期，到了一九三三年，全國有四分之一的勞工失業。在這種情況下，一九三八年出現在漫畫刊物上的超人，自然成了一種希望的象徵以及情感的寄託，到了一九四一年美國正式加入二戰的戰場，這些廉價粗糙、充滿奇想的漫畫刊物中鏟奸除惡的英雄人物，更成了民眾不可獲缺的精神食糧。謝朋選擇這個時點來敘述故事，正好能夠讓這個主題，從角色、角色們所創造的故事，以及現實的時代背景當中都獲得相輔相成的對照。

但這個以『逃脫』為主題的故事，講的並不是單純的逃離現實。

逃脫俠的使命是與邪惡的力量對抗，為所有遭枷鎖束縛、受苦受難的人們奮鬥，是故『逃脫』的主題並不是消極的逃避，而是積極地爭取。畢竟，在現實當中沒有完全逃離的方法，漫畫、小說或者魔術或許能夠提供另一個世界供人們暫時隱遁，但在故事及表演結束之後，終究得要回頭面對自己的命運。隨著情節的推展，卡瓦利與克雷各自選擇逃脫的方式，卻因而進入更大困境當中，待到長久的掙扎之後回頭，才會明白：倘若不正視、掙脫自己面對的麻煩，那麼根本逃脫不了什麼。

閱讀《卡瓦利與克雷的神奇冒險》，有許多層次的樂趣。

除了謝朋輕鬆流暢的敘事方式、異想天開的情節設計之外，穿插其中的卡瓦利與克雷漫畫故事（包括《逃脫俠》及《月光娥》）讀來也令人興味盎然；尤有甚者，故事裡出現了許多一九三○至五○年代的名人串場，除了前後投入漫畫界的創作者如史丹•李（Stan Lee）、威爾•艾斯納（Will Eisner）之外，甚至還會看到超現實藝術家達利（Salvador Dali）以及大導演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出場客串，十分有趣。
而讓這本書更顯特別的，還在於普利茲獎得主謝朋替大眾讀物的平反動作。

二次大戰之後，超級英雄漫畫逐漸式微，犯罪及言情小說抬頭，一九五四年，心理醫生費德烈•沃漢（Fredric Wertham）更宣稱漫畫當中的『不良成份』將嚴重戕害青少年的成長；但從謝朋這部精采的作品當中，我們不難看出，有能力容納大量想像力以及來自世界各國不同元素的漫畫，不但是當時社會生命力蓬勃發展的根源，也是真正自由的寫照。謝朋在故事裡藉著卡瓦利的觀點如此形容漫畫：『……老男孩在燈下埋首工作、搜索枯腸，將他們的不安全感與幻想、他們的願望與疑惑、他們所受的學校教育以及性變態倒錯，全都幻化成這種只有最愚鈍痴盲的社會才會拒絕接受的藝術型態。』真正對心靈有害的是當權者自以為是、巧立名目的限制，這也正是『逃脫』這個主題抗爭的永恆目標。

故事停留在沃漢事件發生的一九五四年，一切似乎都將暫告段落，嶄新的可能則已經等著開始。

藝術、創意、通俗文化與令人讚嘆的文學技法，謝朋在《卡瓦利與克雷的神奇冒險》裡，將這些元素漂亮地結合在一起，完成了一部精采的小說，糅合了人性的美好與醜惡、揭露了漫畫業界的生命力與不合理、反應了動盪社會的不安定及無限可能，以及昭示了創作品所能蘊藏的最重要特質──它們是創作者用以逃離不公現實的出口，閱聽者用以忘懷殘酷社會的幻境，也是反映世界、甚至提供終極自由的力量。

是的，這正是創作的價值，將逃脫的動作，化成一種無可取代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