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有這麼長期的合作關係，但我與張愛玲卻從未見過面，都是以電話和書信往來，而且一向為公事聯絡，絕少觸及私事。一九七○年左右，我曾計畫藉著赴美旅遊之便，順道前去拜訪，但她在電話裏告訴我當時正在做一份研究報告，時間上非常緊迫，希望我半個月以後再去看她。然而半個月後，我已從紐約轉往歐洲，只好放棄對她的探訪。沒想到，錯過了這次見面的機會，卻是永遠錯過了。
張愛玲去世之後，我與香港的宋淇夫人鄺文美女士通過幾次電話（宋先生臥病在床，不便言語），據鄺女士告知，自從張愛玲定居美國之後，彼此已三十多年不曾再見過面，平日也較少聯絡，因為知道她性喜清靜，所以連電話號碼都不問，平日僅靠書信往來。
張愛玲的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建築師，也是她生前較為親近的幾位好友之一，可是我們彼此之間並不認識，我透過朋友的協助與林先生以長途電話聯繫，才開始有所接觸。雖然從未謀面，但從言談之中可以感覺林先生是位爽朗、誠懇的學者，他毅然推翻本來預定在九月三十日準備舉行的張愛玲告別式，一方面是尊重遺囑上說明不舉行任何儀式，另一方面，他也相信以張愛玲的個性，寧願是安安靜靜地離去。他說自己對張愛玲並非『崇拜』（因他自謙不懂文學），但對她的生活方式卻十分『佩服』。也許林先生的生活態度與張愛玲不謀而合，所以才贏得了她的欣賞與信任。
張愛玲的生活簡樸，寫來的信也是簡單之至，為了不增加她的困擾，我寫過去的信也都三言兩語，電報一般，連客套的問候都沒有，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為了『快一點聯絡上她』，平日去信都是透過她住所附近一家雜貨店的傳真機轉達，但每次都是她去店裏購物時才能收到傳真，即使收到了傳真，她也不見得立刻回信，中間可能相隔二、三十天。我想她一定很習慣這種平淡卻直接的交往方式，所以彼此才能維持三十年的友誼而不變。
張愛玲平常與『皇冠』同仁的通訊，內容簡單但語氣謙和，當我們告知與她相關的評論和消息時，她似乎並不在意。根據她小說改編的電影，我都會寄去錄影帶，但她都『不予置評』，我甚至覺得她看一看的興趣也沒有。但有兩件事，她曾主動尋求我們的協助，我覺得她當時真的動了氣。
曾經有一位作家蒐集了幾篇她早期的舊作，未經她同意即逕自出版，為此她十分不悅，因而寫信給我，希望我能代她出面爭回公道，必要時，她甚至願意訴諸法律。幸而經過交涉之後，那家出版社願意回收那兩本書，免除了一場訴訟。
另一樁使她更為憤怒的事，是關於《赤地之戀》。
許多人都覺得不解，為什麼當年我們出版了張愛玲所有的作品，竟獨缺她早期的《赤地之戀》？這背後的確有一番曲折。
《赤地之戀》，早年先在美國以英文發表的，台灣卻遲遲不能出書。小說中描寫共產黨員辱罵國民黨政府，以及對先總統蔣介石的種種譏諷言詞，非但不能通過當年嚴苛的書刊檢查制度，更可能因此捲進白色恐怖。如果大幅刪改那些敏感的部份，勢必傷害原著的精神，所以不敢貿然出版。張愛玲並不清楚這些情況（我們甚至不便去信告知實情），以為我們不願出版，所以當某家出版社很積極地向她爭取這本書的版權時，她就答應了。
那家出版社出版的《赤地之戀》，品質不佳，又將內容大加刪改，把那些敏感的部分，統統刪去，大大損傷原著精神，張愛玲因此十分惱火，所以要求我代她把出版權收回來。可是與她簽約的老闆突然去世，出版社跟著關門，連她的合約亦被轉讓出去，情況複雜，一時難以釐清。經過好一番周折，蹉跎數年，才達成任務，收回《赤地之戀》，並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由『皇冠』出版（當時政府的管制較為寬鬆，內容未加刪改）。終於《赤地之戀》歸隊。
雖然淡漠紅塵，不問是非，但對自己的作品，張愛玲始終嚴肅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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